2000年，金庸被浙大聘为博导，可没一个学生选他当导师，第二年，金庸仍没招到学生，第三年，金庸还是尴尬的光杆博导，2003年他招到3名博士，但这三名博士为金庸带来了更大的尴尬。
提起金庸，多数人脑海里都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《天龙八部》构建的快意江湖，凭借笔下恢弘的武侠世界，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大家。
2000 年，76 岁的金庸受聘担任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，彼时舆论一片热议，人人都觉得文史底蕴深厚的文坛泰斗，定会成为博士生争相报考的导师，可现实却给了所有人一记反差十足的重击。
受聘之初，浙大看重金庸的文化影响力，希望依靠他带动人文学科发展，专门为他开设历史、古典文学博士招生方向，可连续三年招生，没有一名学生选择金庸作为导师，他成了校园里尴尬的 “光杆博导”。
并非学生不认可金庸的小说，而是博士生求学有着明确务实的目标，攻读博士需要导师具备规范的学术训练能力，能指导史料考证、期刊论文写作、专业课题研究。
在学生眼中，擅长文学创作、擅长故事叙事的小说家，和深耕严谨考据的学术导师，本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，二者能力无法直接互通，即便金庸小说中遍布历史典故，也难以满足博士生规范化学术培养的需求。
连续三年零生源，外界质疑声持续发酵，不少高校学者直言金庸学术功底不足以胜任博导，南京大学董健教授坦言，自己十分喜爱金庸的武侠作品，但单论专业史学研究水平，金庸在南大甚至达不到副教授标准。
浙大历史系何忠礼教授也曾公开表示，金庸缺少系统史学研究成果，难以指导博士开展专业研究，此前金庸在南京大学做历史主题讲座时，多次出现基础史实疏漏，现场学生议论不断，更印证了学界的担忧。
直到 2003 年，金庸终于迎来三名博士生，本以为能打破尴尬局面，谁知三位学生反而让师生关系陷入更微妙的困境。
第一名学生卢敦基入学前已是浙江社科院研究所所长、资深教授，本身拥有完整学术体系，报考金庸纯粹出于武侠爱好者的崇拜，师生间出现资历倒挂，很难实现常规的教学指导。
第二名学生王剑真心推崇金庸，可入学不足一年，金庸便提出辞职，她全程未曾和金庸见面，毕业时只收到对方亲笔推荐信，这段师生缘分格外虚无。
第三名学生朱晓征履历亮眼，本科北大、硕士清华，面试时计划研究曾子，金庸尚能勉强指导，入学后她转向五行阴阳研究，金庸坦然坦言自己对此涉猎不足，只能让她旁听其他教授课程，朱晓征也坦言，金庸很少开展专业授课，多带学生参与各类文化论坛，缺少针对性学术辅导。
多重现实矛盾之下，2004 年金庸正式辞去浙大博导职务，这份选择算不上逃避，更像是清醒的自我认知：他擅长编织动人故事，却不擅长标准化、重考据的学术培养工作。
这段经历并未磨灭金庸对文史研究的追求，2005 年，83 岁高龄的他远赴剑桥大学求学，放下名家光环，以普通学生身份从零起步，耗时五年先后取得历史学硕士、哲学博士学位。
即便如此，史学界对他学术研究能力的评价依旧客观中立，并未因一纸学位彻底改观。
回看金庸这段浙大博导经历，其中藏着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道理，社会总容易给名人叠加滤镜，默认一个领域的顶尖成就，可以平移到所有行业，可术业各有专攻，从来不存在 “全能大师”，擅长文学创作不等于精通学术考据，能写出传世小说，不代表可以规范指导博士论文。
浙大聘请金庸的初衷是借助名人效应丰富校园人文氛围，这本无可厚非，但忽略了学术导师的硬性专业标准；而学生、学者的质疑，也并非否定金庸的文学成就，只是区分了文学创作与专业史学研究的边界，金庸可贵之处在于，他没有执着于博导头衔硬撑门面，主动认清自身短板，晚年远赴海外踏实求学，坦然接纳自己的局限。
这件事也给高校人才引进、大众看待名人提供了参考：我们应当尊重各行各业的专业壁垒，理性区分名气与专业能力。
不必用一套标准苛求所有人，找准适合自己的赛道，发挥自身独有优势，远比强行跨界、追求虚名更有价值，金庸留在江湖文坛，便是独一无二的武侠宗师，而学术研究这条路，本就不属于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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