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进场时，嘻嘻哈哈——被电影介绍吸引，想来瞧个热闹；观影时，稀里哗啦——被故事情节感染，不停擦拭眼泪；散场后，沉默无话——被作品余味牵动，久久不愿离场。”一首顺口溜道出了不少人观看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感受。
影片以首日1.6%的排片率低调登场，却在口碑助推下一路逆袭，排片占比迅速攀升至40%以上。上映第18天，单日票房占比高达78.3%，票房效能比位居中国影史第一。没有明星演员，没有视觉奇观，没有强情节冲突，没有大规模宣发，这样一部似乎缺少“卖点”的作品，何以在一众商业影片中成功突围？答案藏在三个字里——真、善、美。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依托近代潮汕人下南洋的真实历史展开，讲述了下南洋的“过番人”与留守家乡的亲人寄收侨批（家书）而产生的故事。导演蓝鸿春表示，“电影里90%的情节都有原型”，这源于主创团队三年的田野调查。他们走访了泰国曼谷的唐人街、马来西亚槟城的潮州会馆等地，采访了120多位80岁以上的潮汕老人。有的老奶奶虽然不识字，却能将珍藏多年的侨批内容一字不差地背出来。这个动人细节被拍进了电影。这份真实不仅得益于主创的田野调查，更得益于演员的真情流露。84岁的吴少卿饰演电影中的老年叶淑柔，她的兄长当年也曾漂洋过海讨生活，她亲身经历过等待亲人回信的日子。从日常等待的表情到展开信纸的动作，她无需表演，自然呈现。
近年来，中国电影市场上不缺大片。投资动辄数亿，明星扎堆，特效炸裂，场景奢华。然而，情感发展沦为人设套路，场景繁华却难触达人心。许多观众走进影院，却难掩失望。文艺评论家王干认为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反其道而行之，提醒创作者沉下心来打捞生活里的真实，把田野调查的功夫做足，让演员的真情自然流露，赤诚便能炼成穿透银幕的硬功夫。
影片放映结束，很多观众热泪盈眶，那泪水为影片里跨越时空的守护而流。阿公郑木生远赴南洋谋生，意外离世，连一句告别都未能留下。他生前曾在一场大火中救下了同乡谢南枝和她父亲。木生去世后，南枝决定以木生的名义继续给远在潮汕的妻子叶淑柔写信寄钱，这一写就是整整18年。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，靠一封封书信彼此扶持，共同熬过了漫长岁月。这种情义不仅体现在南枝与淑柔之间，还体现在影片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里。从危难时刻的拔刀相助，到细水长流的接济扶持，情义层层叠叠，构成了这部影片最厚实的底色。
“阿嬷说：做人得有情义，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。”这句话像一粒种子，悄悄播进了每一个观众心里。走出影院，有人想起了外婆，有人想给身处异地的朋友打电话，还有人觉得字字句句说的都是自己老家的事。善意触碰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，成为影片跨越方言、地域、年龄的共情密码。
“行船入夜，恰江上升明月，圆如玉坠，仿若身在故乡，似与你并肩共赏。”“打了新棉被，眠床烧烧，不畏天寒，你免挂念。”“暹罗虽远，心有所寄，身若比邻，切要平安，即为团圆。”尺素虽短，情韵悠长。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、穿越阶层，让奔波的人有归途，让留守的人有期盼。这是乡土中国的雅言，读之心醉，闻之动容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用一种克制而委婉的方式，把感动细细铺陈进电影里。除了“侨批”中的词句之美，影片的语言也是一大特色。潮汕籍演员用不同口音的方言本色出演，口音不同，却同根同脉。这份语言的丰富性并未造成观影障碍，反而成为一扇了解中华文化之美的窗。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林伦伦指出，潮汕话是古汉语的“活化石”，影片中多口音潮汕方言对白令观众倍感亲切，也让他们领略了古汉语之美。
电影中的故事一半在潮汕，一半在暹罗。即便在异国他乡，也时时能领略到中华文化的魅力。影片中，南枝最初不识字，却在木生的鼓励下开始学习读写。后来，她在私塾教华人孩子中国诗词。这部电影不仅是写给潮汕阿嬷的情书，更是写给所有漂泊者的家书，它触碰到了深藏于日常生活中的中华文化根脉。青年导演殷若昕认为，地域文化是中国电影的素材宝库。这部电影的成功为中国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：把镜头对准方言、侨批、潮汕文化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容易被忽略的元素，以含蓄克制的表达唤起文化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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